三、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1927年8月-1937年7月），這個時期黨的歷史可以劃分為五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27年8月至28年底。黨主要是發動和領導各地武裝起義，創建工農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革命力量得到初步的恢復和發展。  
第二階段，是29年1月至31年9月。主要是各地工農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有了很大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基本形成。黨在白區的斗爭也得到了一定的恢復和發展。  
第三階段，是31年9月至34年底。主要是“九·一八”事變后，全國出現了抗日民主運動的高潮，但由于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領導，不但喪失了有利的革命形勢，而且給革命帶來了嚴重的危害。
第四階段，是35年1月至12月。主要是黨的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取得了中央紅軍長征的偉大勝利。
第五階段，是35年12月至37年7月。主要是黨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迎接全國抗日戰爭的到來。  
（一）武裝反抗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工農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創建。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后，大批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慘遭殺害，全國革命勢力受到嚴重摧殘，中國共產黨員由五萬七千多人減少到一萬人左右，中國革命暫時轉入低潮。黨的組織轉入地下工作，形成紅白對立，國共兩黨對壘的局面。 
27年7月中旬，中央決定舉行湘、鄂、粵、贛四省的農民暴動和南昌起義，以武裝斗爭反對國民黨反動派。8月1日，在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前敵委員會領導下，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率領原北伐戰爭和其他革命武裝三萬余人在南昌起義，全部解除了國民黨三、六、九軍在南昌的部隊武裝。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但部隊后來在開往廣東時遭到敵人的圍攻而失敗，剩下一部分部隊轉到邊界農村堅持斗爭。8月7日，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糾正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的錯誤，確定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方針，并確定秋收起義。會議選舉瞿秋白為首的臨時中央政治局。“八七”會議后，毛澤東受中央委托到湖南領導秋收起義。起義部隊經三灣改編后于十月到達井岡山地區，開始創建農村革命根據地。十二月張太雷、葉挺、葉劍英等領導了廣州起義，這次起義，由于沒有及時轉移到農村，在優勢敵人的進攻下結果也失敗了。從“八七”會議至28年底，全國各地還有一百余次武裝起義，這些起義，英勇地打擊了敵人，使我黨“進入了創建紅軍的新時期”。1928年9月，朱德、陳毅率領南昌起義保留的一部分軍隊和湘南農民軍來到井岡山與毛澤東的工農革命軍勝利會師，成立了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同時，各地的起義部隊也紛紛建立了武裝根據地。  
正當中國共產黨的大批骨干力量深入農村，建立和發展紅軍和革命根據地，這個時候，①紅軍壯大；②工人運動高漲。黨內以李立三為代表的一部分同志，由于對國民黨屠殺政策的仇恨和對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的憤恨，左傾情緒逐漸膨脹起來。他們堅持以城市為中心，盲目地組織工人暴動，使大革命失敗后保存下來的黨的一部分力量受到嚴重損失。28年6月，中國共產黨在莫斯科召開了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正確地分析了中國社會和革命的性質，提出了實行土地革命，建立了工農民主專政以及其他具體的方針政策，批判了右傾投降主義和“左”傾盲動主義的錯誤，選舉了新的中央委員。隨后，在六屆一中全會選舉向忠發為總書記，但又不適當地強調了“城市領導作用”。  
（二）工農紅軍、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鞏固和發展，根據地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紅軍被迫長征。‘六大’以后，工農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有了很大的發展。到1930年全國紅軍已發展到10萬人，在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廣東、廣西、河南、安徽、浙江等省，開辟了大小十余塊革命根據地。隨著紅軍的擴大和革命根據地的發展，紅軍本身的建設也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1929年12月，在福建上抗縣古田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強調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必須服從黨的領導，樹立無產階級思路，糾正單純軍事觀點、極端民主化、絕對平均主義、主觀主義、個人主義、流寇思想等錯誤觀念，擔負起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等任務。強調要把思想建設放在黨的建設首位。重申中央軍委的指示，指出中國革命是先有農村紅軍，后有城市政權。規定了紅軍的基本任務是發動群眾實行土地革命，武裝農民開展游擊戰爭，建立蘇維埃政權，擴大根據地。在此同時，黨的白區工作也得到了恢復和發展，到1930年全國黨員已發展到12萬人以上，工會會員也已恢復到10萬人以上，白區文化戰線方面也得到了發展。在革命形勢好轉的同時，國民黨軍閥內部卻爆發了大混戰，至使黨內主要領導人李立三等‘左傾’冒險主義的頭腦膨脹，并堅持城市中心論，組織工人大暴動，命令紅軍攻打城市。使紅軍和根據地受到了嚴重損失，也使白區黨的組織遭到破壞，大批黨員和革命群眾被殺害。1930年9月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在上海召開，瞿秋白、周恩來主持了會議，結束了李立三的路線，糾正了‘左傾’的錯誤。由于紅軍攻打城市的結果，使敵人引起了警覺，于是國民黨便部署對革命根據地進行大規模的軍事‘圍剿’。在毛澤東，朱德指揮下，紅一方面軍采取誘敵深入的作戰方針，于1930年至1931年7月先后取得了第一、二、三次反‘圍剿’的輝煌勝利，各根據地開展了反圍剿的游擊戰爭。正當我黨糾正了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紅軍反圍剿不斷勝利，白區反文化圍剿斗爭向前發展的時候，我黨卻又出現了一個比李立三“左傾“錯誤更有理論，氣焰更盛，形態更加完備的“左傾”機會主義，即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王明曾在莫斯科學習過，對馬列主義的著作能逐條地背誦，在共產國際的代表米夫的支持下，于31年黨的六屆四中全國取得了中央的領導地位。他們打著‘反右傾’的旗號，對不同意見的同志進行殘酷的斗爭，無情的打擊。黨內民主氣氛遭到很大的破壞。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國主義在沈陽制選人‘九·一八’事變，東北軍在國民黨政府不抵抗政策的命令下，相繼退入關內，東北三省淪陷為日本的殖民地，國民黨政府更于同年5月與日本簽訂了《淞滬停戰協定》，激起全國各界的強烈反對，抗日運動在全國迅速掀起。但由于王明路線的錯誤，革命力量不但沒有得到發展，反而削弱。 
 1931年6月向忠發被捕叛變（向忠發曾擔中央黨書記）。中央領導機關遭到破壞，白區的組織相繼破壞，到1933年初，黨的臨時中央不得不被迫離開上海。而遷入中央蘇區。32年6月，國民黨反動派糾集60余萬兵力向革命根據地發動了第四次軍事‘圍剿’，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由于張國燾的輕敵而遭到失敗，中央蘇區毛澤東的‘反圍剿’方針與臨時中央發生了分歧，毛澤東受到排擠，撤銷了的紅軍總政委的職務。是年冬，國民黨反動派調集50多萬兵力進攻中央蘇區，當時紅一方面軍在周恩來，朱德的指揮下，靈活地運用前三次‘反圍剿’的經驗，仍然取得到了第四次‘反圍剿’的偉大勝利，殲敵近三個師，俘敵萬余，繳槍一萬余支。33年初，臨時中央遷入蘇區，王明路線在蘇壓控制了整個軍事的局面。同年10月，國民黨反動派發動了更大規模的第五次‘圍剿’，王明左傾冒險主義采取了“關門主義”，拒敵于“國門之外”的作戰方針。把軍隊的指揮權完全交給共產國際駐中國的軍事顧問李德。（李德曾在二戰期間在蘇聯的斯大林保衛戰中立下過很大的戰功），李德教條地運用蘇聯與德國戰爭那一套，再加上王明的極“左”路線，使蘇區的第五次反“圍剿”斗爭陷入了慘重的失敗，從此全國大部分蘇區失去了根據地，中國工農紅軍被迫進行萬里長征。1935年1月紅軍長征途經遵義，黨中央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總結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教訓，批判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肯定了毛澤東的軍事方針，推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確立了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在極端危險的時刻，挽救了黨和紅軍，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經過將近二年艱難險阻的長征（通過大涼山，飛奪瀘定橋，渡過大渡河，四渡赤水、翻過了終年積雪的大雪山等）紅一、二、四方面軍三大主力軍，在甘肅會寧，靜寧地工區會師，紅軍終于取得了長征的勝利。  在這同時，南方各根據地的紅軍也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游擊戰爭，保存了革命的有生力量。  
（三）黨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東北地后，35年又發動了華北事變，企圖把華北地區變成它的殖民地，中國共產黨于8月1日發表了“八·一”宣言，提出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各地學生紛紛上街游行，爆發了“一二·九”愛國運動。中國共產黨也于瓦窯堡召開了會議，提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在爭取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中國共產黨還對東北軍和西北軍做了大量的工作。張學良、楊虎城也希望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然而蔣介石卻仍然頑固地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共政策，鎮壓各地抗日運動。拒絕張學良、楊虎城的抗日要求，并準備把張、楊部隊調出西北，致激起了“西安事變”。1936年12月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蔣介石，通電全國，提出改組南京政府，停止內戰，共同抗日，釋放一切政治犯，實行民主政治等八項主張，并電邀中共代表到西安共商救國大計。黨中央冷靜地分析了西安事變的錯綜復雜形勢，經過反復研究，確定了和平解決這一事變的方針，并派出由周恩來、秦邦憲、葉劍英等組成的代表團參加談判，經過各方的努力，終于迫使蔣介石接受了“停止剿共”、“與共產黨聯合抗日”以及釋放政治犯等條件，使“西安事變”和平解決。隨后，張學良即釋放蔣介石，并親自送他回南京。從此，張學良遭到了蔣介石的長期扣留。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促進了國共兩黨的新的合作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從此，中國時局轉為抗日戰爭的時期。